20世纪40年代后期，中国正处于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激烈较量之中。国民党反动派坚持独裁统治，发动内战，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不断壮大，解放区日益扩大，人民渴望和平、民主的呼声日益高涨。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共中央敏锐地把握时代脉搏，决定发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五一口号”。

《人民日报》头版全文刊发“五一口号”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经毛泽东同志修改的“五一口号”

1948年的“五一口号”起草时，第五条并不是这个内容，是毛泽东修改时加上的。马叙伦结合当时解放军在战场上从守转攻的形势，敏锐地意识到：这一条口号可以理解为中共中央在向各民主党派发出的携手建立一个新中国的号召。

首任民进中央主席马叙伦《读了中共五一口号以后》

5月2日，《华商报》发表“五一口号”全文，马叙伦立即写了《读了中共“五一口号”以后》一文，在《群众》周刊上发表。这是当时较早的一篇响应性“五一口号”的文章，那时香港又正聚集着大批民主党派领导人和著名的文化精英，故而其影响极大。

这篇文章全文近5000字，一开始便表达了按捺不住的喜悦之情：“中国共产党在本年五月一日为纪念劳动节发表了廿三个口号，被压迫到香港的我们，幸运地先听得了，我们感觉到无限的兴奋。现在我们并且晓得国内听到这个消息的人们，不论哪一方面，只除反动派以外，都‘延颈企踵’希望即刻看到全文。因为他们都晓得，这些口号一定给新中国前途带来无限的喜慰。”他高呼“太阳就要出来了！”称“这次的口号，是历史上重要的文献，转捩时局的曙钟”“等于一篇胜利的‘檄文’”，公开明确表示：“上次政协是反民主的反动集团做主体，而伪民主派也参加了的，这次是民主阵线的各方面自己的集合体，而中国共产党是当然的领导者。这是质的不同。”

当时在香港暂居的民主人士有个著名的双周会，交流信息和对时局的看法。“五一口号”的第五条，让双周会从那时起变成了连日会谈——5月1日、2日连续两天进行讨论。民主人士很快达成共识：中共坚持党派协商，联合政府，足见其不搞一党专政的诚意，应该在海内外立即发起新政协运动，号召人民起来拥护新政协。

香港各民主党派联名响应“五一口号”的通电

经过激烈讨论，马叙伦与李济深等12人当即决定联名响应中共“五一口号”，共同促进完成大业，并推举马叙伦起草复电，即著名的“五五通电”。通电全文仅242字，掷地有声地指出“南京独裁者，窃权卖国，史无先例。近复与美帝国主义互相勾结，欲以伪装民主，欺蒙世界”；认为“五一口号”第五条“适合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仁等之本旨”。号召“国内外各界暨海外同胞共同策进完成大业”。

民进单独发表宣言，坚决拥护中共的“五一”号召。

1948年5月24日，民进在《华商报》上发表宣言《响应中共“五一口号”不仅坐谈，更应行动》，指出“本会誓为实现此高尚目的与中国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共同奋斗，使新政治协商会议及早召开，进而有步骤地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首次公开庄严宣布：民进要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参加共产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

1948年6月23日，马叙伦与郭沫若等中国学术工作者协会理事发表《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声明》，认为：“中共五一口号第五项，非常合时宜地指出了一条真理之路，一条全国人民所迫切要求的唯一的胜利之路。我们对于中国共产党愿意表示崇高而热烈的敬意，因为它这一号召证明了它的一切领导人民奋斗的胜利确是为着我们人民，为着我们的民族，它并不因为自己奋斗而独吞胜利的果实，包办一切。它是要把用人民的力量争取来的胜利，让各阶层人民自己来支配，这和反动集团利用人民出命钱打天下然后从人民手上劫取胜利的果实到二十年之久的卑污勾当是迥然不同的。”

1948年7月31日，民进在港理事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中国民主促进会拟提出于政治协商会议之行动公约及政治纲领》，这一纲领的基本精神与后来1949年新政协通过的《共同纲领》精神是一致的。

其间，台盟、民建、致公、民盟等各民主党派、社会团体及海外华侨等也纷纷发表宣言响应“五一口号”，在香港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新政协运动。

随后，大批民主人士陆续奔赴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筹备活动，由此拉开了筹建新中国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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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视频是2023年5月，为纪念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75周年，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宣传办公室指导下，中国新闻社重磅推出专题片《大道薪传——中国的民主党派》（民进篇），邀请各民主党派中央领导同志集体出镜，以“第一视角”讲述实践与传承的故事。